小农户如何对接现代农业北京28在线预测

日前,贵州省贵阳市东盟会议中心礼堂人头攒动,一派热烈喜庆气氛,花溪区供销社股金合作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大会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时代、新供销”为主题,参会人员有1000多人,是改革开放后供销社恢复社员代表大会制度以来,花溪区供销联社召开的最大规模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对股金合作社的发展作了回顾和总结,公开选举增补了社员代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早在两年前,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着重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快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去年的目标的则是:“加快农村金融创新,确保‘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今年的一号文件再次重申: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大幅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农村面貌根本改善。40年的农业农村改革,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土地制度,市场制度,农业税收和补贴制度,就业制度。

股金合作社是花溪区供销联社打造“三位一体”综合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以来,按照中央、省、市有关部署,花溪区供销联社与贵阳广播电视台、贵州亿盛投农业投资公司联手成立贵州供销信供产农业公司(以下简称“信供产公司”)。通过搭建信用、供销、生产“三位一体”综合产业体系平台,采用社企融合模式,建立与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供销社事业发展,为脱贫攻坚、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对此,2017年起,中国农业银行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全行的“一号工程”。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信用村、信用户的基础上,农行浙江分行创新建设以“惠农e贷”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打通了最为关键的信用环节,让许多农民贷款不再依赖抵押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还实现了贷款的实时化、便捷化和智能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未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回顾四十年农村改革历程,总结改革经验,对于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更好更快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信供产公司董事长郑智介绍,信供产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组建了以花溪供销股金合作社为代表的信用合作体系、以友黔花为核心品牌的供销合作体系、以贵苗夫现代田园为主体的生产合作体系。如今,三大合作体系稳健发展,初步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三位一体”为农服务的路子。

截至今年11月末,浙江农行农户贷款达到326亿元,居全国农行之首,其中通过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发放的“惠农e贷”余额超过了200亿元,惠及11多万农户,余额和增量均居系统首位。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了利益机制

信用合作辟新路

农村金融自治:

土地制度改革,是40年农村改革之肇始,以小岗村的大包干为重要标志。土地制度改革,确定了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后来的其他改革,都离不开这个重要基础。小岗村带头发起的土地制度改革,其本质意义,是改变了集体组织生产方式,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建立起了利益机制。改革之后,谁干得好,谁收益就多。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勤奋态度和创新精神,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2016年以来,信供产公司在花溪城区和重点乡镇开设6家股金合作社,现有社员4000多人,股金总额超过2亿元,已带领3000余户农户社员创收,实现分红3000余万元。花溪供销股金合作社负责人说,股金合作社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通过社员调剂入股等方式,同步开展各类活动,为社员拓展融资渠道和创利提供了广阔平台。

贷款不找行长找村长

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让个人的收益直接与劳动效果挂钩,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基础。如果没有利益机制,市场的作用就无法实现。大包干的作用,本质上就是建立起利益机制。至于土地的分与合,规模的大与小,只是表象,不是本质。现在,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土地又以各种方式重新组合起来,这并不是对当初土地制度改革的否定。当初的分,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动的监督不容易,所以要分成一家一户的去作业。现在生产技术发展了,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把土地流转集中起来耕作,就成为可能,并且生产效率更高。土地合起来之后,经济利益关系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对大锅饭体制的回归。

“股金合作社就是我们农民社员的及时雨。我从外地回乡创业时,主要从事牛奶草莓种植。在基地扩建和设施配套时,由于预算不足,资金周转遇到困难。后来,我听说股金合作社开放了社员股金调剂业务,于是我便向股金合作社申请资金调剂30万元,立马投入到项目中。现在我的草莓基地规模已由原来的7.5亩增加到20多亩,年收益超过30万元。”股金合作社社员曹国建说。

众所周知,浙江民营经济发达,连续三十多年以来,农民收入一直领跑全国,老百姓造房装修、扩大经营,融资需求颇为旺盛。按理说,浙江的农村是块新蓝海,可不少金融机构却望而生畏。

土地制度改革,破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体制。这是对原来占统领地位的僵化固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否定。那时的僵化固化的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各级干部的头脑之中,从中央到基层。因此,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极大的勇气,冒着极大的风险。能够成功地突破巨大障碍,推进这项改革,是几个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小岗村村民为代表的基层群众的大胆突破,思想解放的地方干部的默许认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强力支持。改革在巨大的争议中进行,短短几年时间,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有了改革显著成果的支持,中央决策层最终以文件的方式,确认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截至目前,股金合作社已调剂帮扶社员280户,有效解决了种植养殖大户和社员生产经营中“短、急、频”的融资困难和产业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基层供销社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带动力。

虽有市场需求,可站在银行立场,放贷却不是件容易事。贷给谁比较靠谱,贷多少合适,怎么管理资金用途,成本高怎么解决,风险又如何控制?这“五难”犹如五座大山,横亘在农村金融的康庄大道上。

40年中,土地制度改革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农民的土地承包期不断延长,向着长久不变的方向发展,保持了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另一方面,实行土地“三权分置”,则是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也有利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满足了发展现代农业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

供销合作开新局

怎么破解?浙江农行的办法是:农村金融自治。简单说就是,贷款不找行长找村长,农行将信贷推荐权限放到村两委,贷款由村里自己做主、审核与管理,最后只需提交银行审核、放款。其核心可以总结为“六自治”:农户自荐、担保自组、借款自助、用款自律、还款自由、守信自励。

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有两个重大原因。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二是实行农业土地利用方向管控和资源保护的要求。在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土地通常是私有的,但是用途并不能随便改变,国家要进行管控。在我国农村,由于法治观念仍然比较薄弱,如果是私有制,用途管控会很困难,实行集体所有制,会有助于土地用途的管制。

为发挥供销合作社的商贸方面优势,信供产公司在贵阳市共建设了8家惠民生鲜超市。同时,还打造友黔花电商平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另外,信供产公司还与国内外相关公司和机构开展战略合作,整合优势资源,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进入到学校、企业、机构、餐饮渠道与新零售终端,实现真正的供销畅通,确保扶贫基地农产品得到精准销售。

把金融权利交给村级组织,风险如何控制?对此,浙江农行从授信额度、试点村选择、服务农户等方面都制定了详细标准,确保农户具备偿还能力,且重点考察“村两委”的公信力,此外,村民的人品、信用等信息也都列入评估范围,以此降低担保链风险。

现在把原来的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是为了满足土地在我国农村的两种职能。在别的国家,土地通常只有一种属性——种庄稼。但是在中国不太一样,农村土地在这个用途之外,还有一个功能,这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因为,我国的农民还没有纳入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现在,有2.8亿农民工到城镇中就业,城里失业了,待不下去怎么办?那就要回去的,回到农村,靠着所承包的土地,可以维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至于造成贫民窟现象。我国没有出现贫民窟,与这种土地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关系。

小农户如何实现精准对接大市场?郑智说,关键一条就是花溪区发挥了供销社的组织优势,联合贵阳市150家惠民生鲜超市,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农户等签订采购协议,进行基地联采,不仅解决农产品销售渠道问题,还为农户减免了产品运输费用和运输途中的损耗;同时,公司还运用自己电商平台对产品的销售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对农户提前下采购订单,保障农户的合理供应价格,帮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实现优质优价。

这项从2013年开始试点的探索,没过多久,果然奏效。目前,农行在浙江共建立金融自治村3066个,累计发放贷款258亿元,贷款余额142亿元。

我国农村土地的这两种属性,原来都捆绑在一起,体现在承包经营权中。但是,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矛盾。发展现代农业,尤其是平原地区,对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的要求,很突出。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出于托底保障的需要,不愿意把承包经营权整个转让出去。现在,把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就是分别对应着两种职能。承包权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不准转让,不准抵押。农民在保留承包权的前提下,可以把经营权流转出去。经营权,就是土地的耕种权。从法律上看,经营权流转了之后,具有承包权的农民,是可以重新索要回来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保障感。

“我们通过线上订单和线下体验,以互联网+实体超市,形成产业融合,直采直供,实现一体化服务,让黔货出山成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引擎’。”郑智说,“我们‘三位一体’供销合作平台已为广大农户和社员创收1000多万元,带动693户贫困户2000多人实现精准脱贫。”

浙江农行农户金融部、普惠金融部的副总经理孙烈勇说,通过农村金融自治大大缓解了农户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的瓶颈问题,但推行起来也遇到不少困难,最突出的就是,有限的物理网点和客户经理如何服务广袤的乡村。

市场制度改革的作用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生产合作绽新颜

怎样提高覆盖面,既能让农民得实惠,又让银行有利可图、确保资金安全?于是,农村金融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按照计划,浙江农行通过抓取、分析农民和农村合作组织生产链、供销链、消费链等大数据,为其提供小额信用贷款,并实现网上全自助操作。

市场制度改革,就是放开市场,实行自由市场交易。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实行全面管控,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能卖给国家,叫统一收购;消费者能够购买什么,购买多少,也是由国家统一规定,实行粮票等票证制度,国家进行统一销售。实行这种制度的起因,是短缺,是供不应求;而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造成了更大的短缺,更大的供求缺口。

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位于贵阳市西北部,是贵州省扶贫开发二类重点扶持乡。王庄乡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地势高低不平,石山多,坡耕地面积占60%以上。农业主要是种植玉米、酥李和油菜,村民日子过得很紧巴。

“说到底,就是运用互联网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技术,为农村金融自治插上翅膀,让普惠金融在农村更细化、更畅通、更全面,同时通过降低业务交易成本、打破时空限制,解决农村地域广、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成本高等问题。”孙烈勇说。

开放市场的改革,同样是充满阻力和争议的过程。反对改革的人,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另外一个反对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很多人不相信市场机制,觉得市场是不受政府控制的,越是重要的产品,越不放心交给市场,怕出乱子。

转机发生在2016年11月。信供产公司旗下贵苗夫农旅发展公司与该乡小坡村、打磨冲、簸涌村等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建立了贵苗夫现代田园桃产业基地。该基地规划用地5000亩,已投产面积为3084亩,其中有机农业种养区为2600多亩。同时,为了达到循环经济的效果,信供产公司还建设了生猪养殖基地。

定制金融方案:

因此,农产品市场的放开,是渐进性的;开始是禁止,后来是默许,最后正式放开。这个过程很复杂,产品类别不同,放开市场的时间不同:先是瓜果蔬菜,然后是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然后是粮食,最后是棉花。1993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真正全面取消了粮票。

“信供产公司规划投资9000万元,运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造一个集有机果园种植、有机蔬菜瓜果种植、生态香猪养殖、百花百果观光体验及红色文化旅游为一体,以有机循环农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特色的田园综合体。”信供产公司总经理郑文灿介绍说。

各类主体设计不同授信模型

市场开放,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开放。这也有一个过程,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开放程度加大。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进口关税降低,实行了关税配额和非关税壁垒约束等。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日益密切,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度增加,其中,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更是快速增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逆差达到500亿美元。其中,仅仅大豆一项,就接近400亿美元。现在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总体上是符合国际比较优势原则的,符合我国弥补土地缺少不利因素的需要。进口的大豆,如果用国内土地来生产,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比全部东北和华北耕地面积总和还多。在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加的开始阶段,有不少人表示忧虑,担心会被出口国作为贸易武器,实行禁运。而今年的中美贸易战,彻底颠覆了这种观念,农产品尤其是大豆,没有成为美国的制裁武器,而是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反制武器。

“如今,我们通过‘三变’改革,已经有463户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取得股权证,两年来土地入股分红收入467万元,当地劳务用工达到1.3万人次,劳务收入高达120万,其中村集体、合作社、入股农民和低收入困难户还能享受贵苗夫现代田园桃产业基地公司年净利润10%的分红。”小坡村村委会主任杨传军说。

信用贷款在城市里早已遍地开花,市民只需动动手机,分秒必至。但对于农民来说,由于缺乏信用数据,金融机构无从下手。想要搭起农村金融的互联网平台,首先就得建好数据库这个基础工程。

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是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明确的正式确认。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的地位和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谈到花溪区供销联社改革及信供产公司的实践探索,花溪区供销联社主任陈华信表示,近年来,花溪区供销联社始终坚持把提升为农服务能力放在首位,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搭建起了为农服务的综合平台,不仅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而且还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此之前,这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农民资产情况十分复杂,又缺乏评估标准,再加上高度碎片化,想要集中到一个数据库里,工作量难以想象,还需动员大量的行政资源。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意义,十分突出。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资源条件不同,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每种产品,都能够在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生产出来,就一定会形成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生产。一方面,会形成大量的地理标志产品,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以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例如,现在有很多地方,一县一品,全县90%以上土地就种一种产品或两三种产品。例如,陕西洛川种的苹果,陕西眉县种的猕猴桃等。在计划经济思维下,以粮为纲,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区域优势布局和优化的资源配置。现在很多地方形成的特色产品区域化现象,也正是因为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了,从而得以发挥各自的自然条件比较优势,来实现最佳资源配置。

目前,信供产公司“三位一体”合作产业体系已初见成效,将进一步提升为农服务能力,为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供销社回归合作经济本源、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一场深刻变革。这样的变革,不但实现了农民出资、农民参与、农民受益,供销社自身也享有股份收益和服务收益,与农民真正结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但倘若不建数据库,农村金融等于是个花架子、伪命题。经过细致谋划,浙江农行准备先从走村入户开始,筛选了一批特色经济明显、村风文明守信的金融自治村和信用村,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建档,先收集家庭基本信息、生产经营和信用情况等数据。

废除农业税与实行农业补贴促进了社会公平

贵州省供销社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向忠雄表示:“以前的供销社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为农服务的主力军和大平台。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近几年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为农服务的路径和模式,走出一条‘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可以说在全国供销系统中是走在前面的,农民们都说供销社强势回归了,尤其是花溪供销社在‘三位一体’的探索方面为全省树立了一个旗帜。”

在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经常出现周期性的资金需求,而农业设施又无法用于抵押。浙江农行深入调研后发现,这些行业数据散落在财政、农业、林业、渔业等多个部门,“孤岛效应”长期存在。对此,行里投入了大量精力,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合作,批量获取农民生产交易、涉农补贴等数据。如今数据源达20多个,几乎涵盖了所有涉农机构。

历史上,我国农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农业税制度和农产品的低价格制度是重要表现。

为了让数据更详实,浙江农行又打通了内部业务系统,自动抓取农户在该行的存款、理财、结算、代发工资、安家贷等数据。截至目前,已建立村民信贷档案239万户,占全省农户的四成之多,覆盖13400个行政村。

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最早始于公元前594年,春秋时期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出台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

数据库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推出金融服务。孙烈勇告诉记者,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求,他们根据资产、收入等数据,建立了35个授信模型,涵盖了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个体工商户、农村电商等主要群体。

15.5%。

纵观这些模型,最大亮点就是量身定制,细化到啥程度?浙江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种稻的、种茶的、种果蔬的、养生猪的,因为资产价值、资金周期各有不同,所对应的金融产品也各有侧重,另外,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农创客、大学生村官,只要从事与农相关的产业,都能享受到农村金融的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90年代末期,农业税费负担日益沉重,农民反映强烈。问题的主要根源,不仅仅是农业税本身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依附在农业税上的“三提五统”,即乡镇和村级摊派提取的各种费用。这些负担,不透明,很混乱,难以控制。于是,进行农业税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研究农业税费改革的过程中,发现找不到一种科学合理的农业税费改革方案。研究来研究去,最终的共识是,最合理的政策,就是取消农业税费。不过,为了取消,需要先规范,因为农业税费是地方收入,取消农业税费之后,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会有很大缺口,中央财政需要进行转移支付支持。这就需要把账算清楚。这样,提出了农业税费改革方案:正税税率为7%;农业税附加税为1.4%。2000年试点,2003年全面实行。2004年开始降减,2006年全面取消。我国2600年之久的农民负担历史,到此终结。

手机办贷款:

取消农业税的政治意义巨大,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2006年,四川省南部县宋家坪村、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黑虎洞村等地的农民,不约而同,自发为取消农业税立碑。取消农业税的社会意义也十分突出。这使得农村干群关系大变:基层干部不再需要收税,也不再可能搭车收费。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转移支付,有助于减少区域差距,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

微信操作随即到账

提出直接补贴的背景,是加入WTO。当时,针对发达国家成员的补贴问题,我国开始研究直接补贴问题。从2002年,开始进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的试点。2004年,全面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2006年,实行农资综合补贴,其补贴数额最大,远超其他补贴。2015年,实行“三补合一”试点(把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合并为一项)。2016年,全面实行“三补合一”。

数据扎实了,模型建好了,接下来就是渠道的问题。浙江农行对此态度和方向很明确,就是要方便快捷,且符合农村实际。

以上补贴,是直接补贴。此外,保护价政策,也是一种补贴,是通过抬高市场价格所实现的补贴。2004年,我国开始对小麦、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2007年,开始对东北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08年,开始对大豆、油菜籽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11年,开始对棉花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具体名称不同,本质上都是保护价政策。

“‘惠农e贷’非常方便,手机微信里操作一下,钱就到账了。以前得来回跑18公里山路去网点办理。”叮一下,果农张声岳的手机就收到信息,贷款随即到账。在革命老区温岭市坞根镇,像老张一样,手机办贷驾轻就熟的农民不在少数。

在开始阶段,即2004-2007年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保持不变,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尽管有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但是并没有启动实际的收购。其后,2007-2014年间,保护价大幅提高,结果,使得保护价水平,不仅高于国内市场价格,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国家库存爆满,财政补贴剧增,市场关系混乱:国内过剩时还大量进口,出现了销地价格低于产地价格等各种价格倒挂关系。

记者了解到,在浙江农行,10万元以下的贷款,从申请、审批、发放,整个过程都可互联网自助解决,随借随还;10万元以上的贷款,也从线下搬到线上操作,农民无需填写繁琐的申请资料,实现“最多跑一次”。除了快,还很便宜。浙江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农行走到哪里,哪里的利率水平就会降下来。”

针对这些问题,又进行了改革。2014年,取消了新疆棉花、东北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而代之以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试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实现了价补分离、市场定价的积极效果,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操作困难、补贴额大增等问题。于是,又进行了新的探索:2016年,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为实行面积补贴。此后,又尝试对稻谷和小麦的政策进行改革:保留最低收购价格制度,但降低价格水平。

当然也有人担心,并非所有农民都对智能手机、互联网玩得溜。过去几年里,浙江农行力推“惠农通服务点”,在全省15000多个行政村都免费安装了“惠农通”机具,其中就有“惠农e贷”的申请发放。如此一来,就算是偏远海岛、深山小村,也等于在家门口有了微型银行。

补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农业事关解决吃饭问题的重大国计民生,农民又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此,给农民补贴,是好事,完全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不过,如何采取适当的补贴方式和渠道,非常重要。补贴方式不当,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会变成政府花钱找麻烦。并且,国家可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总是有限的,应该采用最有效的财政支农办法,让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出最佳的作用。我国按面积补贴强度已经高于欧美,但按人均补贴强度则远远为低,靠补贴是无法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的。最好的补贴是不扭曲市场的补贴,如欧盟的脱钩补贴;最好的支持应当是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

与此同时,浙江各地农行还各出奇招。像台州市的椒江农行在集市日上门开办“集市银行”,结合当地农村特色和服务需求,针对性地推出金融产品服务,不少乡镇网点还为村里配备了“金融顾问”。

就业制度改革是走向城乡融合的重大突破

下一步,浙江农行将继续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比如,农行正力推“自画像”平台,将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性,提供及时的惠农贷款业务。

就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就是允许农民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

就业制度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包括了乡办企业、村办企业、私人企业等,相当于农村的二、三产业。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极大地突破了这种限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异军突起。到1987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为农村的就业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叫做“离土不离乡”。

第二个阶段,是离土也离乡,这就是农民工的出现。其中,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叫本地农民工,现在已经超过1.1亿人;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叫外出农民工,已经超过1.7亿人。这在改革前乃至改革初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农民到城镇中就业,涉及到很多政策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允许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雇用农民工,是允许民营企业在城镇中建立和发展。

乡镇企业和农民工的发展,使得农民的收入持续大幅度增加。40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取得长期高速度增长的奇迹,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的持续发展。现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收入的占比,合计已经超过了一半还多。

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工进城,既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壁垒的突破,也是对城乡壁垒的突破。农民工进城,既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城市工业的蓬勃发展,也是农村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减少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这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然,农民工现在也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对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感受最强烈的,可能就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现在的差异主要是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差异,是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一些减弱减少。例如,农民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已经有了,但是水平仍然不高。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这些差别的不断缩小,是城乡发展的不断融合,最终实现城乡在体制上的真正融合。

发挥好两个作用是40年改革的根本经验

40年来的改革,让我国农业农村面貌巨变,发展成就举世无双。回顾以上四大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根本经验,就是发挥了两个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的作用。40年改革的本质,就是不断的摒弃计划经济,不断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赋予参加者有高度的自由选择权利。包括产业选择(种什么,养什么;怎么种,怎么养……)、市场选择(卖给谁,卖什么价……)、消费选择(买什么,买多少……)、就业选择(哪个行业、哪个地方……)等等。自由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努力和创新;选择的动力,是利益最大化。而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的作用,就是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这个过程,就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按照需求调整生产(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区域布局(在哪里生产,包括国内或国外);按照最佳投入产出效率确定投入结构(以何种方式生产或何种规模生产);等等。

政府的作用。这也是绝不可少的,但是具体发挥哪些作用,却是需要不断明确完善的。四十年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即:不断放弃和退出一些领域的作用,而不断强化在另一些领域的作用。其实,这也可以归纳为放、管、服。放,就是改革,就是放开市场,尽可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管,就是管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例如维护市场运行,遏制坑蒙拐骗,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等等。服,就是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科技、规划、信息、教育培训等等。

发挥好两个作用,需要解决文件、理念和实践三个层面的问题。文件,很重要;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很大,争论很大,把改革写进文件,很不容易。理念,更重要;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之后,现在把改革写进文件,已经不那么艰难了,而要让文件中的内容,真正进入头脑,成为坚定理念,意义更加突出。实践,最重要;要把文件内容,真正转化落实为改革实践,落实到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中去,改革才算真正到位。

在过去四十年中,两个作用的发挥,成就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展望未来,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把两个作用的关系界定得更准,把两个作用发挥得更好,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推进乡村振兴伟大目标的全面实现。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